年少時調皮打斗致右眼受傷，打工5年攢不夠2萬元手術費
（東南早報記者：顏劍虹）
    年少時的調皮導致他患上病毒性角膜炎，右眼只剩下光感。為治療自己的眼睛，26歲的許斌（化名）四處尋求幫助，甚至稱只要有人能幫他治好眼睛，他愿意被對方“包養(yǎng)”。前不久，好心人贊助了他部分手術費用，許斌終于如愿接受了角膜移植手術，視力得到恢復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陷入怪圈：治不好眼睛找不到好工作  找不到好工作攢不夠費用
　　許斌來自湖北，目前在廈打工。他的眼睛受過兩次傷，都是年少時和朋友打鬧造成的。一次是初中時被同學甩起的褲腳“掃”到眼睛，一次則因打斗導致廢棄日光燈管破裂，里面的化學粉塵隨風進入右眼。他的右眼并發(fā)病毒性角膜炎，幾年來反反復復，最后僅剩下光感。
　　由于眼傷反復發(fā)作，許斌就讀中專兩年后輟學。從5年前開始，他一直在幾個大城市之間輾轉打零工。他曾在泉州當服務生，一個月的工資900元。
　　許斌原本一直想找一份收入高一點的工作，早點存夠錢治眼睛，可眼睛沒治好，找好工作基本上是不可能的，而沒有好工作，又很難攢夠治療的費用。因此，許斌竟想到了一個自認為“現實”的想法，他希望社會上有“好心人”或者社會公益機構能夠贊助他，甚至如果是想要找另一半的女士，愿意幫助他的，即使是“倒插門”，哪怕被對方“包養(yǎng)”，他也愿意。
       “我覺得以我現在的能力，等籌夠錢治病，估計眼睛早就失明了。”許斌解釋說，比起自由，他更害怕失去光明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出人意料：注重生活質量的“月光族”    竟為看奧運推遲手術時間
　　其實，許斌很早就了解到，治療他的眼睛所需的手術費用大約需要2萬元，然而他打工五年來基本什么錢都沒攢下來。“我是個注重生活質量的人。”他坦言自己屬于“月光族”，他的收入基本上用于自己認為所“需要”的地方：手機、通宵上網、打牌等。他說，他能存下來的錢對于手術費來說是杯水車薪，他自己也得生活，只能尋求別人的幫助。
　　后來，許斌打聽到廈門市紅十字會在廈門眼科中心設有一個“光明基金”。今年5月份，他找到廈門眼科中心，直接要求進行救助。但是“光明基金”一般只面向廈門地區(qū)的弱勢群體提供援助，他的條件不符合。
　　今年6月份，許斌終于聯系到一位陳姓的好心人，同意對他的手術費用進行部分贊助。
　　然而，在為許斌進行手術之前又發(fā)生了一段小插曲。醫(yī)院好不容易聯系到了角膜，許斌卻“失蹤”了，一直聯系不到他。今年8月份醫(yī)院聯系到他，他卻稱要推遲手術時間，理由是他想看奧運比賽，怕手術后不能看電視。8月底他終于主動聯系眼科中心要求做手術，但是此時眼庫里已經沒有角膜材料，他的手術時間只能繼續(xù)推遲。
　　直到9月份，眼科中心從北方調來了角膜材料，再次通知許斌前來手術。這回他終于準時出現，9月26日，他在眼科中心接受了手術。
        今天上午，許斌將從眼科中心出院。“眼睛好了之后，我應該可以順利找到好工作了。”許斌對自己的未來表示樂觀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■記者手記：不光明，寧勿自由？
　　要光明還是要自由？在得到救助之前，許斌給自己出了這樣一道“兩難”的選擇題。他的答案是前者。 　　       設身處地站在他的立場上思考，當一個人連生存都成為問題，我們理解他的選擇，哪怕這樣的選擇與社會道德背道而馳。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，許斌并不是一個喪失勞動能力的殘疾人。他已經打工5年，卻是“月光族”。這里的關鍵之處不在于2萬元的手術費是不是很多，而在于他是否為積攢這2萬元而努力過。
　　從某個角度來說，許斌的確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。也正是他腦子里先入為主的“弱勢群體”思想，讓他作出了尋求社會救助的決定，甚至想出了“尋求包養(yǎng)”這種不僅有違社會道德，也讓大多數人不解的方法。許斌的“不爭”，記者更愿意理解為“弱勢群體心理惰性”。
        由此，我們不禁要問，在對如許斌這樣的弱勢群體進行物質救助的同時，是否也該對他們進行精神層面的救治？
（東南早報 2008-9-28）